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是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是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规划设计的收官之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顶层设计，充分体现了“习核心”（《环球时报》提法）治党治国的科学理念，有效解决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世界级难题，为实现新长征宏伟目标提供了领导核心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共6000多字，公报思想深遂，概括准确，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细读起来有十大亮点：
一个核心
即明确提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这个表述体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打胜改革攻坚战并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实现新长征宏伟目标提供根本保证。
我们党自2002年以来至今，就没有这种提法。邓小平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自2012年习近平同志出任总书记以来，我们国家在改革、发展、经济、政治、党建、军事、外交、科技、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而辉煌的成绩，显示了非凡而高超的领导力，得到了世人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赞同和认可。对此，日本《外交学者》曾刊发文章说，“在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人不到4年时间里，中国取得令人称赞的进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力量，习近平也成为世界级领导人。”因此说，“习核心”已经存在党心、人民和口碑中，是实践证明的。现在“核心”写入党的文件，既反映了党和国家层面的意义、价值，也体现了民心所向，使中国人民的新长征有了“习核心”的领导。因此说，公报这个论断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反映了党心民心的根本要求。
两个关键
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两个关键”论述了六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的分量和深远价值。六中全会主题是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结构及国情、党情设计的。
三中全会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主题是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六中全会主题自然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提出来，并用八项任务及98个“从严”加以界定和实施。到2014年12月与以往的三个全面并列称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六中全会用“两个关键”更加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作用。公报提“两个关键”是对苏共亡党亡国悲剧教训的理性总结和提升，是对我们党95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提炼和升华，是对目前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形势和任务的冷静应对和解决。为践行两个关键，全会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称《条例》），充分体现了制度治党，确保全面治党的贯彻，表明我们党在反腐败斗争上实现了治标向治本的跨越。所以称之为“关键”。
三个文件
即审议通过三个文件：《准则》《条例》和《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以下称《决议》）。
关于《准则》，我们党在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已制定一个，那个《准则》是试行，并具有开创性、指导性、规范性，主要是针对当时党情所制定的。现如今已过去36年，世情、国情、党情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许多新挑战，我们亟待制定一个新的、能够解决当今党内问题的《准则》。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有160多条新的规定和举措，充分体现了“习核心”全面从严治党理念，是制度治党的制度性要求。
《条例》是升级版的条例。我们党在2003年12月已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六中全会通过的《条例》更加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特别突出了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还专门设立了对中央组织进行监督的条款。这是历史性、划时代的突破，展示了“习核心”的治党力度、信心和决心。因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专家郑永年称之为“救党”。同时《条例》重点突出、针对性明确、具体可行。
《决议》明确在2017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十九大。六中全会作出这个《决议》，并提出诸多党的新规，实则是为党的十九大召开及人事布局制定门槛，凡不符党规的官员无法进入未来的人事布局，这是“习核心”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做政治性、战略性的谋划，为到2049年建国100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做战略部署。
四个组成人员
即“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这四个组成人员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对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首次强调的：“我们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六中全会又对这四个组成人员作了明确和强调，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使反腐败斗争发生了从治标向治本的根本性转变，表明了“习核心”治党治国坚定决心、责任担当、政治使命，使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向上拓展，即高级干部；向下延伸，即基层组织，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强度、广度、深度，以切实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体现了制度治党和制度反腐。
五个反对
即反对两面派、反对弄虚作假、反对隐瞒事实、反对“四风”、反对腐败。
公报提出的“五个反对”是立足党情，坚持问题导向并用极为通俗、人人易懂的语言，反映了全面从严治党纪律、制度的高压线和底线，涵盖了“六个纪律”，即：“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要求，体现了制度治党的刚性规范。
“五个反对”总结了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5日出任党的总书记后，第16天打下第一个“大老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到第19天，即12月4日出台“八项规定”以来，强力高压反腐和推进党风建设，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的成功实践，着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六中全会把学习这些成功经验概括为“五个反对”，为实施全面从严治党，开启制度反腐新实践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六个不准
即“不准强迫下级说假话、不准对党员颐指气使、不准搞阿谀奉承、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不准隐瞒不报、不准干预组织调查。”
六中全会明确的“六个不准”，是对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存在问题并加以解决制定的规则，提出的纪律要求。现实中六个不准所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如“不准强迫下级说假话”就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公报把“六个不准”写进党的文件，足见这“六个不准”已不是工作层面的小事，而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党规党纪及制度的大事，要求我们全体党员必须认真改正、认真贯彻落实。
七个禁止
即“禁止跑官要官、禁止要职务名誉待遇、禁止向组织讨价还价、禁止为亲友谋取利益、禁止领导亲友干政、禁止吹捧、禁止压制党内民主。”
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七个禁止”是从党的文件高度对党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设立的党规，具有鲜明的指导性和可行性，是为解决党内不正之风下的重药和苦药。如中纪委拍摄的八集纪录片《永远在路上》所揭露的问题，不论是周本顺、白恩培、李春城等这些“大老虎”，还是像马超群等这样的“苍蝇”“蚊子”都是被所“禁止”行为的实践者，他们冲破了“七个禁止”，才走向了背叛党及违纪违法犯罪的不归路。这“七个禁止”实质是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准则》《条例》所要解决的，党纪党规的条款所禁止的。
在实践中我们必须落实“七个禁止”，这既有利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使之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又会确保党内监督条例的贯彻实施，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本质属性，密切党群关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拓展党的执政资源，确保党长期执政。
八个不允许
即“不允许存在特殊组织和党员、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不允许当官做老爷、不允许欺压群众、不允许违反组织制度、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和党员、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公报提出这“八个不允许”实际上是我们党自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成功实践总结，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丰富，更是“习核心”的证明和实践。四年来，在“习核心”的领导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之路，使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了质的提升，反腐败斗争已从治标向治本转化。如参加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197人，候补中央委员151人。党的十八大是在2012年11月8日到14日召开，当时选出的中央委员205人，候补中央委员171人，出席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已少了许多。四年来，已有10名中央委员和13名中央候补委员，由于无视“八个不允许”而成为贪腐分子，这是血淋淋的教训。所以，六中全会才通过《准则》和《条例》使“八个不允许”升华为党纪党规并转化为党员的行动规范，这样就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落靠，使全面从严治党的课题有了习氏的解法。
九项权利和义务
即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保障全体党员平等享有党章规定的权利、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任何党组织和党员不得侵害党员民主权利；畅通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途径；拓宽党员表达意见渠道；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党员有权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提倡实名举报。
公报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落实好党员这“九项权利和义务”才能做到党内民主，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党才会有生机活力、战斗力、生命力。所以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如果没有党员这九项权利和义务，党内民主不是匮乏就是缺失，党也不会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党内就会乱象丛生、贪腐多生、滋生出像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正副国家级的“大老虎”，同时泛滥出像马超群等“苍蝇”“蚊子”，还有跑到国外的“狐狸”。这表明党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就无法实现权力监督，无法真正有健全和完善的民主集中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会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指出的：“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发扬党内民主、增进党内和谐，实行正确集中、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践和确保九项权利和义务，使落实《准则》《条例》有了主体保证和支持。
十提“高级干部”
即公报中10次提出“高级干部”
六中全会公报仅六千多字，但“高级干部”一词出现十次，这是最大的看点。十提“高级干部”，表明其一，把党内高级干部当作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重点、难点和关键，显示了“习核心”在抓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和决心。其二，填补了党内监督的主体空白。以往出台的党内监督条例根本没提“高级干部”，实质是监督高级干部以下的党员领导干部，因而才出现那么多的正副国家级的“大老虎”。解决了制度的短板。其三，重点在抓“高级干部”，才能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中发挥“以上率下”的作用，这是以倒逼方式来保证《准则》《条例》的贯彻实施。其四，重点抓“高级干部”才能营造党内高层良好的政治生态。这一点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和价值。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要义，国家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政党统筹领导，离不开政党的“核心”及政党内的“核心”人物的领导。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许多政党执政能力都在弱化。就连美国这样的两个老资格政党，其党内精英众多，能人辈出，可民主党和共和党选出希拉里和特朗普两个人民不认可并广受争议的人物，表明其政党机制、民主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10次提出“高级干部”，证明我们党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体现了我们党政治上的自信和成熟，表明了“习核心”对共产党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理性把握，充分体现了制度治党、制度反腐的理念，由此实现了我们党反腐斗争由治标向治本的根本性跨越，使我们党和国家在“习核心”的领导下一定能实现新长征的宏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