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记者 刘平安 方庆伟 衣晓峰 通讯员 董宇翔 2012年3月30日
李梦南，17岁，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王浩，28岁，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
王宇31岁、郑一宁（女）30岁、于惠铭（女）26岁，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3位年轻医生。
3月23日，5位年轻人的生命轨迹在阴差阳错中致命邂逅，造成了中国医疗界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惨剧。即将于今年5月硕士毕业并将赴香港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浩不幸被无辜杀害，其他3名医生也被刺伤。凶手李梦南已被公安部门逮捕，面临法律的制裁。
“3·23”恶性伤害医生事件的显著特点是，不属于医疗纠纷，更没有医疗事故，警方的定性是“偶发的治安案件”，是“激情杀人”。事件发生后，很多冰城医务人员突然感到：只要穿着白大褂，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个王浩，以前那种“我对病人很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信念轰然倒塌，一个群体的职业安全感瞬间蒸发一空。
何时不再为安全发愁
哈医大四院神经外科王宏伟医生听到消息的第一感觉，是全身打了个冷颤，震惊、愤怒，痛定思痛又感到特别恐惧。“就像发生在身边、亲身经历了一样，因为工作环境都一样，只是地点不同而已。现在面对病人，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不由自主地畏惧和恐慌。”
王宏伟说，医务人员付出了很多努力，每天早晨7点钟到病房，晚上七八点钟回家。遇到大手术做到半夜，第二天还得按时上班，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付出，我们无怨无悔，只希望社会能公平地看待医生的劳动付出。可是现实却是，原本和谐的医患关系越来越变得矛盾尖锐。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科室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门诊，有的病人不耐烦排队，对导诊护士说“我要捅死你”。如果在以前，大家顶多认为患者仅仅是发泄不满，但现在却感到了真实的威胁，不得不找保安出面维持。
失去了安全感，在恐惧和威胁中救死扶伤，这得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但王宏伟并不悲观，他认为大部分患者还是信任医生的，因此大家都还是努力工作，只是不知道何时不再为安全发愁。“管理部门要求加强保安，眼下来说是必须的，可是从我们医生内心来说，我们想问的是保安何时从医院消失？如果社会不敬畏生命，不敬畏法律，不尊重医生，再多的保安也挡不住突然出现的匕首。” 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护士车守梅说，在门诊，“还是杀的少”这种恐怖的牢骚话不止一次地听到。年轻的护士们值夜班，以前家长很少担心，现在几乎每个家长都给夜班护士打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安全。“可是我们怎么注意才安全呢？医生、护士这个职业很崇高，也有太多辛酸。很多护士在家里脏活累活都不干，但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褂，就什么都干，无怨无悔。这样一个群体，出现了无辜被杀害的事情，却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竟然还有人高兴，谁能不伤心？”
未来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尹梅说，噩耗传来如同五雷轰顶，大脑一片空白，随即想起了该校老校长巴德年院士曾说过的一句话：“医疗环境总体来说对医生是不利的，我在想，未来最优秀的孩子会不会选择学医？最优秀的医学生会不会选择临床？”
“3·23”伤医事件让社会看到了从医的高风险，而且无端死后还要蒙受羞辱，成为社会发泄不满的途径。尹梅说：“这个事件或许让我们在未来十几年都将付出医学人才稀缺甚至局部断档的沉重代价。”
尹梅说，事发次日，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大学同学给她打来电话，对其在哈医大攻读医学专业的儿子深表忧虑。他们夫妇都是医生，当初儿子高考选择专业时，他们反对其学医，但孩子坚定地以父母亲为榜样，认为医生受人尊敬，选择了哈医大的临床专业。“3·23”伤医事件后，这个孩子说：“妈，我有点后悔，选择的这个职业太危险了。”这位母亲彻夜不眠，希望尹梅能够开导她的儿子。尹梅认为，白大褂成了炸药包，职业安全感没有了，潜在的危机感成为主流，不仅这个孩子，一代学子都可能将因为这个事件改变选择。
法律盾牌还应更牢固可靠
“我们为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政府也应该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哈医大三院护理部主任郑守华说，最迫切的就是要强化法律的盾牌作用，“医闹”就是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医务人员生命都得不到保障，怎么能够安心治病救人呢？郑守华认为，应该严厉打击“医闹”，不该容忍对医务人员的语言和行为威胁。
专程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参加王浩追悼会的北京宣武医院凌锋教授介绍，她在法国医院看到，当地警察经常带着警犬在医院巡视，患者说话声音大了都会被关注，如果有说粗话的或者醉鬼，警犬就会震慑他们，医生安全很少受到威胁。国外一旦发生医疗事故或者纠纷，都走法律程序，更没有“职业医闹”。
全国人大代表、鸡西矿业集团总医院院长吴庆沿在出差途中给记者发来邮件说，通过法律手段和程序来解决医患纠纷和暴力冲突问题，医界呼吁已久。当前最关键的是尽快推进“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普遍实行，有效解决医疗纠纷、化解医患冲突。
吴庆沿认为，如果公安司法部门在发生“医闹”事件时能积极地介入，果断地处理闹事者，在事后处理中不是简单把患者当成“弱者”，把医院当成是“强者”；如果《医疗纠纷法》能够尽快出台，规范处理医疗纠纷；如果医患纠纷处理制度能更健全、流程能够更畅通，医患纠纷的处理时间不再那么漫长，医患暴力冲突的事件就会少发生，甚至不发生，医务人员就不会“流汗又流血”。
强化自律重铸医患诚信
哈医大二院副院长王锡山说，生命的存在和尊严都是不可替代的，生命只有一次，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如果每个人都尊重生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现在患者看病，有的带着录音笔、摄像机，而医院也有了警务室，这都很不和谐，根本在于社会诚信的缺失。
王锡山认为，医生、护士再努力工作，总会发生这样的威胁，但哈尔滨医疗界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灰心丧气，而是会加强行业自律，做到更好。
吴庆沿也认为，要减少医患暴力冲突，不再出现流血事件，医方应该首先做出自己的努力，在诊疗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患者的权利，努力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职业道德修养，培育丰富的医学人文素养以及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医学先驱希波克拉底有句名言“医生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这警醒我们从事医疗职业的人要牢记，技术和人文缺一不可，否则就会失去职业的神圣，造成医患沟通不当，甚至因不理解而发生纠纷和暴力事件”。
化解矛盾离不开深化医改
“3·23”事件发生后，在6000多个对此事件进行投票的网民中，有4000多人选择了“高兴”。这些人中，有几个人说的很清楚，他不是没有人性，不是没有道德，也不是针对王浩，而是针对当前的医疗体制。
对于网络上的反常舆论，黑龙江省精神病防治所所长孙淑范认为，国家处于转型期，医患双方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患者方面，国家医疗保障还不全面，保障水平不够高，而在趋利机制的医疗体系中，过度医疗比比皆是，患者往往是人财两空，或者病看好了也欠了一身债，因此心理失衡。医生方面，医改释放了就医需求，医生承担着空前巨大的工作量，经年累月超负荷、超强度工作，身心交瘁，这都是社会转型期的阵痛。除非是进行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否则难以化解矛盾。
凌锋也表示，当前种种弊端，非推行根本改革不能奏效。医改必须触及根本。
哈医大二院副院长王锡山说，哈医大各个附属医院，完成了全省接近50%的诊疗量，但其医务人员只占全省总医务人员数的20%。基层医疗机构没有吃饱，大医院人满为患，床都加到了电梯间，病人来医院，不收治不可能，收治又没有地方，基层和大医院都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决策层应该关注这些现象，想办法通过深化医改解决问题。
观点
给医生多些尊重
3月28日，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与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发表联合声明，共同谴责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发生的恶性伤医事件。
“据悉，“3·23”恶性伤医事件犯罪嫌疑人系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在哈医大一院复诊时向医生提出注射“类克”生物制剂。因患者肺部结核尚未痊愈，用“类克”药物可能会使感染加重。该院风湿免疫科医生建议待肺结核病情稳定后再打。而犯罪嫌疑人认为医生不给看病，心生不满，遂发生惨案。
对此，两大分会从专业角度释疑解惑：强直性脊柱炎是一个多发于青壮年男性与遗传有很大相关性的疾病，目前无法治愈，其中最有效的治疗药物是肿瘤坏因子（TNF-α）抑制剂，但这类药物的不良反应之一是易出现感染，特别是结核菌感染。因此，世界各国都对使用这类药物要求做是否结核感染的筛查，一旦证明有结核感染，则必须在充分抗结核感染之后才能使用。（本报记者 李天舒）
医院安全不该是个“死结”
据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立强介绍，针对医院的治安管理，目前只有公安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一个通告，法律效力比较低。
据悉，今年两会期间，公安部有关职能部门已经向两会代表和委员郑重承诺，会尽快出台专门的规范性文件，解决医疗场所的治安问题。邓立强认为，从“3·23”伤医事件可以看出，出台这样的专门性行政法规，对维护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会有帮助，对遏制恶性事件的发生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其实‘3·23’伤医事件正是一个国家加大对‘医闹’行为惩治力度的契机。”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科副主任王晓军认为，不走正常的法律程序、到医院打砸抢烧的行为，不能定性为医患纠纷，而是‘医闹’，是刑事犯罪。也只有政府彻底改变当前不遵法守法反而能得到赔偿的乱象，才能还医生和患者一个安静的医疗环境。（本报记者 孔令敏）
医学不能救治良知
随着世风日下，加之金钱万能论及社会腐败邪气的错误指引，人们道德观失去了主流方向的引导，大有将唯一残存的良知剥蚀殆尽之趋势，于是乎医疗环境日趋恶化，为医者，言行举止，举手投足，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闹也便成了社会道德滑坡、人际矛盾激化的产物。人与人之间诚信缺失，处处充满不信任，各行各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唯利是图成了当前普遍的写照。
希望社会公众和媒体能够对医患矛盾和冲突进行正确地评论和引导，相信所有医者都想尽力挽救每一个病人，可是医学不是万能的。医学有时候能治病，但很多时候不能救命，当人们的良知病入膏肓时，最先进的医学技术也是那么苍白无力。（摘编自3月28日《中国科学报》）
不奢望有那么多“南丁格尔”
多数医护人员是负责任的，患者是通情达理的，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一些极端事件造成的，像钱一时未到就见死不救的事件，只要发生一起，就会长久地在公众中留下阴影。可以说，100个医护人员競競业业地工作所形成的好影响，不及一个无良医护人员所造成的坏影响那样大。因此，要避免医患关系受伤，就应该坚决将那些无良医护人员清除出去，努力避免恶性医疗事故的发生。
要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像南丁格尔那样有难度,对多数医护人员不妨降格以求：你不能像南丁格尔那样，你至少要将工作做好，不要让患者吃不该吃的药，不要给患者做不该做的手术，不要向患者索取红包。这是医生的底线。（摘编自3月29日《 中国青年报》）
记者手记
医生之痛源自体制之殇
和北京同仁医院、上海新华医院以及福建南坪、江西南昌等地的恶性伤害医生事件不同，哈尔滨“3·23”惨案不涉及医疗纠纷，更不是医疗事故，警方说是一起“激情杀人”案件。这种没有医疗过错也要刺杀医生的暴行令人震惊。在哈尔滨，医务人员震惊之余更是杯弓蛇影，面对患者人人自危。
更让人痛心的是，事件发生后的一项网络调查中，超过半数参与调查的网民竟然对此事表示“高兴”。“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这原本是唐代文人李华祭奠阵亡将士们的天问。数千年之后，我们祭奠王浩，内心深处竟然面临着同样的困惑。
在“3·23”事件发生地采访的这些天里，记者广泛采访医务界，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可敬之处。尽管形势如此严峻，他们依然对未来抱有信心。而且大部分医生都在反躬自省，希望通过加强行业自律、人文修养、提高服务质量和医疗水平来获得患者的理解。
医生中固然也有不肖者，甚至不乏道德败坏的医生，这些人通过收取红包、回扣败坏了整个行业的风气，但这毕竟是少数。事实上，医生是体制的替罪羊，这应该是问题的根源。因此，要让医生不在恐惧中救死扶伤，只有坚定不移地推动医改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呼吁政府真正重视民生，增加医疗卫生投入，扭转公立医院的趋利行为，切实提高老百姓的医疗保障水平，这是医患关系回归和谐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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