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是人的心灵之窗，当这扇窗骤然关闭时，患者坠入的不仅是视觉的深渊，更是心理的孤岛——与外界的重要联结被斩断，未知的恐惧、行动的受限、对未来的忧虑如寒潮般袭来。这份因失序而生的脆弱，呼唤着医学给予更深层的回应——不仅仅是技术的修复，更是对患者心灵的抚慰和对光明的重启。

本期对话嘉宾：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哈尔滨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副院长 孙大卫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尹梅

尹梅：孙主任，眼科患者的诊治和照护有什么特殊性？您和团队如何将人文关怀的星火精准投映到每位患者心间，照亮这段特殊的“黑暗旅程”？

孙大卫：人们的眼睛接收和感知世界纷繁复杂的信息，赋予生活以色彩与形态。当这扇窗蒙尘或紧闭，患者的世界也随之变得黯淡，恐慌如影随形，那种与世界失联的孤寂与恐惧，常人难以想象。患者对生活的担忧、对疗效好坏的忐忑，乃至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往往比视力障碍本身更具冲击力。正因如此，眼科医生既要具备精湛技术，也要用理解与关怀让患者内心的波澜慢慢平静下来，让他们在黑暗中触摸到希望。

医学进步日新月异，带给人们无限期许与惊喜，但诊疗环节的壁垒仍可能成为患者“追光”的阻碍。对此，我们铺设了一条“快速通道”，建立了“帮助中心”——这不仅仅是个名称，更是对患者无声的承诺。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老龄化进程，相关性眼疾如白内障、黄斑变性日益增多。同时，糖尿病、高血压等全身性疾病所致的眼底出血、水肿、静脉阻塞，也在无情蚕食患者的视力，这些疾病急需精准诊断与及时干预。以往从确诊到实施玻璃体腔注药流程繁复，动辄耗时一周，黄金治疗期在等待中悄然流逝。而“帮助中心”的应运而生，正是为破此困局。如今，患者从确诊到方案制定再到治疗启动，流程大幅精简，从一周缩短至两三天甚至两三个小时。

其实，“帮助中心”原本的名字是“注药中心”，但患者更愿亲切地唤它为“帮助中心”。因为在这里，挂号确诊后的一条龙服务，能将“黑暗中的等待”时间压缩至最短，让患者尽快得到帮助。

尹梅：缩短“黑暗中的等待”，这是一个闪耀着人文关怀的硬指标。在这方面，你和团队还作了哪些努力？

孙大卫：我们有针对性地建立了眼科医学影像诊疗中心，其核心价值在于缩短地域差距，实现医疗同质化。基层医院面对疑难病例，往往苦于缺乏精准影像支持。此时，只需将影像资料上传到中心，我们团队即可远程会诊，提供精准诊断与治疗指导。

同时，我们打造了专属的眼科中心手术室，包括7间高标准手术间（5间内眼、2间屈光），同时配备国际前沿的眼科设备。无论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引发的眼底出血渗出，还是高度近视导致的视网膜脱离，这些需要精密显微手术化解的难题，皆可在此迎刃而解。

尹梅：“帮助中心”提速、影像中心导航、手术室精工锻造，将患者这段“黑暗时光”一步步压缩。但很多时候，眼科疾病是全身复杂疾病及心理状态的映射。对此，您和团队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体察到疾病背后不易被察觉的隐忧？

孙大卫：是的，得益于日间手术模式的普及（占比超90%），患者清晨入院，当日完成手术，术后观察一夜，翌日早上揭开纱布评估，若一切安好，24小时内即可出院。

但确实如您所说，眼疾很多时候仅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曾有一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视力仅存光感，同时罹患严重肾衰竭，依赖透析生存。生理的剧痛叠加心理的绝望，其苦楚无以言表。接诊后，我们并未急于手术，而是先由护理团队给予细致入微的心理疏导，悉心倾听患者的恐惧与无助；同时精心调整方案，配合透析计划，审慎减少术前肝素用量以规避出血风险。随后，采取双眼分次手术（间隔两周），实施玻璃体切除、视网膜复位及光凝治疗。最终，患者双眼视力分别恢复至0.4和0.6。

复诊时，这位患者没有让家属搀扶，而是自己稳稳地走到了我们面前。那一刻，他的眼睛那样明亮，其间闪烁的泪光，湿润了在场每位医务人员的心。

尹梅：这个案例生动诠释了医学人文关怀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凝聚眼疾本身，更看到了疾病背后那个承受多重打击的“人”。如今，您已是学科的“领航员”，肩负培育新一代“光明使者”的重任。回顾您的求索之路，有哪些心路历程最想与年轻的“追光者”们分享？

孙大卫：哈尔滨医科大学名师辈出，我踏着前辈的足迹前行，有幸在这里取得本科、硕士、博士学位，2008—2010年又远赴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修，学成即归，无问西东，将所学倾注于临床与科研，力促新技术落地生根。

青年医生的成长，需要全方位的滋养。临床技能是根基，但绝非全部。我们传承的不仅是技艺，更是前辈们心中视患者如亲人的那份温热。面对繁重工作，年轻医生亦会迷茫。因此，人文素养的熏陶、心理健康的关注、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包括对患者的深度共情、对家属的充分尊重、对团队紧密协作的认同，都至关重要。青年医生需理解和领悟，医者的真正使命不仅是治病，更是医心。

本栏目由《健康报》编辑部

与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推出